徐景安

如何寻求新一轮改革的共识

徐景安 — Tue, 2 Sep 2008 06:14:36 +0800

---2008年8月30日徐景安在“纪念中国

市场化改革三十周年高层论坛”的发言

用市场化来概括30年的改革，应该是准确的。不管对30年改革是赞成还是反对，都可接受。分歧在赞成者认为，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未来还应坚持这个改革方向。而反对者则认为，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本来就是错误的，现实生活中种种问题的产生就是市场化改革的恶果，必须悬崖勒马。赞成者则认为这些问题恰恰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带来的，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能动摇。这种分歧，怎么争论也不会有结果。而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必须解决，容不得这么争论下去。

改革形势十分严峻

下面这组数据，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凤凰网做了网络调查，在11343人中，赞成改革的仅占29.5%，为3346人；而反对改革的竟占70.5%，即7997人。从八十年代大多数拥护改革，到今天大多数反对改革，形势发生了逆转。在这种情况下，用坚持市场化改革不动摇这样的说法，很难成为新一轮改革的共识。

目前，我国的经济、社会、政治状况十分严峻。30年的改革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贫富两极分化。政府与资本攫取了发展成果的大部分，农民、工人所获不多。内需的长期萎缩，只能靠出口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而带来的通货膨胀却要全体民众承担。美国以高负债、高透支方式，维持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美国联邦政府负债累计已达到50多兆美元，巴菲特发出警告，美债台高筑将祸延几代子孙。次贷危机与美元大幅贬值是美国社会经济模式断裂的信号，是西方式现代化不可持续的征兆。这次危机还在延续，其后果很难预料。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衰退，将给我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人民币升值，能源价格攀升，已严重威胁我国出口企业的生存。东莞近1/3中小企业倒闭，这意味着农民工失业、白领按揭购房断供。粮油肉等农产品价格上涨，将使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本来就对改革不满、对政府不满的民众，就会因一件本来不大的小事而泄愤，各地群体事件频频发生，并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民众对改革预期丧失，表现得越来越不耐烦。中国改革的大船面临触礁沉没的危险。

一方面，中国必须改革，增长模式的转变、政治体制的转型都有赖于改革的深化与推进，另一方面改革的基本共识丧失，政府、精英、民众之间不仅意见分歧，还情绪对立。当务之急是寻求改革的新共识、寻找改革的新动力。

改革需要新动力

30年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民众普遍物质贫困，改革很容易达成共识，就是发展经济。但是没有邓小平的感悟和魄力，中国改革未必能如此迅速、清晰地找准方向和目标。政治挂帅叫了近30年转向以经济为中心，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由经济为中心确立市场化改革，又是邓小平的功劳。政治伟人在博弈中的作用往往具有决定意义。没有邓小平，很难想象有中国30年的改革。

今天的中国，不仅需要深化经济领域的改革，还要全面推进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改革。发展经济已失去改革共识的作用，民众没有从GDP增长中分享应有的成果，相反更多地感受环境污染、腐败犯罪、道德丧失的恶果。尽管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本意是要纠正“发展第一”的偏差，但是在理论上缺乏认识，政治上缺少魄力，结果还是依照惯性在旧轨道上运行。

由邓小平点燃的中国改革火箭已高速运行了30年，今天必须增添新燃料、增加新动力了。中国改革的新动力在哪里？大多数官员缺少动力，办公楼越盖越高、工资越拿越多、待遇越来越好，报名当公务员的队伍越来越长。资本中的国有垄断者、权力关系户也缺少动力，钱来得太容易，他们最希望保持现状。资本中的大部分对不公平的竞争、办事难的政府、治安差的社会很不满意，他们希望改革。而最有改革动力的是权益得不到保障的工人、农民和不满现状的文人。用一个什么样的口号，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能呼唤改革，又使各方面能接受，即使反对者也找不到多少理由，那就是让所有人幸福、所有人满意。

这个口号符合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就是让所有人幸福、所有人满意。“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尔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是《东方红》歌唱毛泽东的。“人民大救星”的任务是什么，就是“为人民谋幸福”。毛泽东忙于搞斗争，这个任务没有能完成。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就是要完成毛泽东的未尽事业。发展生产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达到，但大多数人仍不幸福、仍不滿意。胡锦涛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及“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说到底就是让民众幸福、滿意。既然如此，提民众幸福、滿意这个口号还有什么意义呢？全部问题在于，“为人民谋幸福”、“代表人民利益”，其评价主体不是民众，幸福不幸福、滿意不滿意，民众说了不算。让所有人幸福、所有人满意成为改革目标，就由民众来评价、听取民众的意见，这就要确定考量的指标、落实的机制、保障的制度。“为人民谋幸福”、“代表人民利益”，也就找到了思想变行动、口号变制度的实现途径。

有人批评说，让所有人幸福、所有人满意完全是乌托邦，当然在实际生活中，要做到所有人幸福、所有人满意是不可能的。但是作为原则、理念、目标必须是所有人幸福、所有人满意。正像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一样，实际生活中，不可能做到，但作为原则、理念、目标必须如此。如果原则、理念、目标定为让大多数人幸福、满意，不让一部分人幸福、满意，这就是专政理论。谁都有可能被划定为专政对象，结果是可怕的。

集中国革命与建设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就在于是否重视民众的感受。毛泽东的革命之所以成功，是重视了农民的感受，从访贫问苦入手，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反映了农民的利益与要求。夺取政权以后的毛泽东，搞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恰恰离开了民众的感受，最后归于失败。邓小平的改革从发展经济入手，反映了民众摆脱贫困、发家致富的要求，应该说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大多数民众，没有分享应有的成果而不满。这种不满可以毁掉改革的成果，也可以成为改革的动力。将民众幸福、满意作为改革目标，并不能一下子消除他们的不满，各种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但是重视了他们的感受，这是最重要的。只要对未来有预期，改革的大船就不会沉没。

达成改革新共识

当前，中国思想界分成几个流派，互相对立、水火不容。确立让所有人幸福、满意作为改革目标，就有了筛选功能，凡有利于所有人幸福、满意的学说主张，就是精华，就继承；反之就是糟粕，就抛弃。

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权，是保障所有人幸福、满意的必要条件。反对者的理由是，讲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权的西方并没有做到所有人幸福、满意，这没有错。但是不讲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权，搞专制、独裁、特权、人治、歧视的肯定绝大多数人不幸福、不满意。实行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权，尽管不如人意，但其幸福感与满意度肯定高于搞专制、独裁、特权、人治、歧视的。二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权存在虚假，这也没有错，那我们就搞真的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权，不能成为反对的理由。三是西方用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权来敲打中国，那我们就实行真的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权，西方就敲打不了我们，我们反过来可帮助西方。四是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权是有阶级性的，对一部分人就是要实行专政，不能讲自由、民主、法治、平等、人权。人类社会进入了21世纪，坚持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不受法律制约的暴力”（列宁语），即使是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都是反文明的，这种主张早已被世界所唾弃，在中国也没有了市场。当然，西方文明并没有最终实现所有人幸福、满意，西方文明存有种种缺陷，尤其是利己主义、物质主义的冷酷和奢迷给人带来不幸与空虚。西方文明值得中国学习，但不能照搬西方文明。

把财富追求放在第一位，把物质满足作为价值尺度，中国绝大多数人不会幸福、不会满意。财富追求受种种外部条件的限制，物质满足永无止境，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幸福之路应有别于西方。在物质领域，坚持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做到公平、合理的分配。更重要的是在精神领域满足人的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真实的情感交流、良好的社会风尚、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人获得幸福的保证。中国传统文化有非常宝贵的精神资源。儒学倡导对父母孝、对家人亲、对朋友义、对天地敬的仁爱精神，为中国人获得快乐和幸福提供了最现实、便捷的途径。幸福就在人与人的爱中，不需要耗费多少物质资源，不会带来环境的污染破坏，不用绞尽脑汁、费尽心机的争夺。一颗柔软的心，一句温暖的话，一个尊敬的礼，一个亲切的笑都可以给人带来愉悦。从物质追求中获得幸福，不应该反对；从精神、情感、道德的追求中获得幸福，更应该受鼓励。忽视人的权利与平等，是传统文化的缺陷，但不应成为反对传统文化的理由。强调人的责任与义务，正是弥补西方价值观的不足。正当的权利、合理的获取、公平的竞争是获得幸福的途径，但不可避免相伴随的是算计、倾轧与争夺。担当责任、乐于付出、和谐相处则是获到幸福的捷径，与之相伴的是豁达、仁爱与平和。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可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与歧义是当今中国之最。无论是反对者、还是坚持者都没有真正弄明白社会主义的真谛，而是抓住实践中的表象作为依据互相对立。社会主义的本意就是公共的、大家的、集体的，也就是要维护公共利益，让所有人幸福、所有人满意。能做到所有人幸福、所有人满意，就是社会主义，即使不叫社会主义，也是社会主义。反过来，只是少数人幸福、少数人满意，即使叫社会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说，幸福感、满意度越高的，越接近社会主义。我国改革开放前，民众普遍贫困、人身没有自由、政治运动不断、不正常死亡无数，民众普遍不满意、不幸福，如小平所说实在不够格叫社会主义。改革开放30年，物质生活普遍改善，获得了选择的自由，民众的幸福感、满意度有所提高，但大多数人还是不幸福、不满意，所以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让所有人幸福、满意的社会主义，有什么理由反对呢？少数人幸福、满意，又怎么称得上是社会主义，凭什么理由坚持呢？社会主义就是维护公共利益，恐怕没有人反对吧。那么，必然引伸出两条铁律，一是关系公共利益的公共财政，必须透明、公平，这是全国人民的钱袋子，收入多少、怎么支出，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而，各级财政由政府“监守自取”，定机构、加编制、增工资、盖大楼、买小车、吃公款、出国游由政府随意开支，民众无从过问，这算什么主义呢？二是关系公共利益的公共管理，必须法治、民主，即政府的权力受法律制约，公共决策要经过民主程序、接受民众监督，这本来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可是直到今天，法治被理解是治老百姓的，法律出台越多，政府权力越大，办事也就越难，腐败也越严重。民主还没破题，不少人还在为反民主找各种理由。民主确实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中国的民主模式也需要探寻，但是不实行民主，不听取民意，怎么维护公共利益？这两条社会主义的铁律，不管谁来领导，哪个作指导思想，搞什么特色，都是不能违背的，否则就不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社会主义，只能是维护少数特权的假社会主义。有人会反驳说，这两条怎么是社会主义铁律呢？西方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已做到了。他们尽管不叫社会主义，但已引进了社会主义。而我们搞社会主义，只能比他们做得更真、更好。可是我们搞了60年的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用了30年，姓社姓资争论了30年，至今还坚持这原则、哪原则，还在计划与市场、公有与私有上纠缠，就不明白社会主义就是让所有人幸福，社会主义就是维护公共利益。这个称为中国头号的理论问题就那么深奥吗？其实是多么的浅显。

将民众幸福、满意作为目标，容易达成改革的新共识。尊重个人权利的西方文明，倡导承担责任的传统文化，维护公共利益的社会主义是保证所有人幸福、满意所必须的。为了中国的未来，各个学派应该互相兼容、取长补短，固守一派、唯我独尊是不可取的。

需要勇气和胆略

让所有人幸福、满意，谁敢反对？然而，将它作为改革目标，需要勇气和胆略。当年，邓小平承认我们和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很有勇气和胆略的。今天应该说，改革成绩很大，但大多数老百姓不满意。让所有人幸福、满意，就是要勇于面对、敢于正视这个事实。

治国与治企的道理是一样的，这里以我在深圳市农产品股份公司推广企业文化为例。为什么要搞企业文化，是为了提高竞争力，企业做强做大。这和为什么要搞改革，是为了国家现代化，富裕强大的理由是一样的。而我提出，搞企业文化，是为了让广大员工満意，员工満意了，服务得好，顾客就会满意；顾客满意了，效益就好，企业就发展，股东才会满意。所以，企业文化的核心就是让广大员工幸福、满意。同样道理，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是为了发展；发展为什么，是为了国家富强；国家富强为什么，中国人不受欺负；不受欺负是为什么，人得有尊严；为什么要有尊严，人要快乐幸福。为少数人快乐幸福行吗？不是，应该为所有人快乐幸福。改革也好、发展也好，终极目标都是为了所有人快乐幸福。改革30年，GDP跃举世界前列，财政收入达到5万多亿，为什么民众不满意呢？是目标出了问题，不应该GDP第一，而是民众幸福第一。要改变目标是不容易的。在农产品公司刚提出这个口号时，有的领导说，现在普通员工、一线员工工资普遍偏低、考核也不很公平，肯定不幸福、不满意，这不是引火烧身、点火药筒吗？问题就在这里，明明知道普通员工、一线员工不幸福、不满意，为什么不敢面对呢？如果采取回避态度，而搞企业文化不就是花架子、走形式吗？从全国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明明知道大多数民众不满意，但就是不敢面对，尽管提了许多好口号，什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有什么用呢？

公司决定以员工幸福、满意为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后来从现实出发，将目标改为提高幸福感与满意度。我们不能保证所有员工幸福、满意，但逐步提高幸福感与满意度是可以做到的。这样一改，最本质的变化就是要重视普通员工、一线员工的感受，改变原来的经营理念。让股东满意，这不用讲；让客户满意，也不用说。是否让员工满意，这就是问题。员工是我招聘的，就该听我的，是我满意不满意的问题，怎么要让员工满意呢？笼住核心团队、技术骨干，给高薪、给期权，对普通员工、一线员工则不予重视。你不满意，就走啊！劳动力市场人多的是。无论国企、民企，大都持这种管理理念和经营策略。超时加班、克尅工资、压低福利成为普遍现象，劳资冲突频发。东航支线一天之内18个航班集体返航，就是一个突出事例。从全国来说，普通民众的感受，有谁重视呢？他们有反映的渠道吗？有声诉的机会吗？有表达的权利吗？留下一条上访通道，还规定群体人数不超过5人。民意堵塞、民情激愤就表现为群体亊件的不断爆发，除了抓人就没有别的办法吗，靠暴力能维持稳定吗？

农产品公司正在研究制订工作幸福指数，初步设想下列指标：员工利益包工资待遇、考核机制、工作环境；员工工作包括岗位责职、工作兴趣、工作量能；员工发展包括晋升渠道、发展前景、培训条件；员工情感包括工作氛围、上下沟通、同事关系；员工生活包括食堂管理、工作环境、文体活动。分为很满意、比较满意、满意、不太满意、很不满意，采取问卷调查与团体调查等方式，收集员工意见，作为改进工作的依据。对于普通员工工资增长不快，已引起重视，以布吉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例，从2003年到2007年企业人均净收入增长27.2%，普通员工人均收入增长10.7%。同期全国物价指数上升13.2%，普通员工的实际收入是下降的。全国的状况是，近30年来民营、外资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10%，而职工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1991年到2005年，全国职工工资占GDP的比重不但不增加，反而从15.3%下降为11%。农产品公司将根据利润增长，并考虑物价上升，相应增加普通员工的收入。作为全国来说，应推行职工民主参与为基础的工资协商机制。广州市从２００４年进行这项探索，一些实行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职工工资普遍比同行业未实行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高１０％－１５％，同时，企业效益也增长了２０％－３０％。政府应根据通货膨胀率，每年公布工资增长的指导性意见，作为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的参考。

提高员工的幸福感与满意度，无疑是要正视、解决员工的实际问题，但员工的实际问题不可能全解决，要求不可能全满足，更重要的是关心他们的精神情感，并加强对员工的引导。在我的倡议下，公司于2007年成立“情感互动中心”。公司总部设立情感互动热线，在《农产品》报开设情感互动专题，在公司网站开设情感互动栏目；在员工中聘任了50多位情感互动志愿者，建立了情感互动队伍。深圳属下14家企业设立了“情感互动室”。员工在工作、生活中遇到困惑，必然会产生情绪波动、思想郁闷、精神痛苦，这是需要关心的时候，也是做思想工作的时候。一年半来，我在《农产品》报专门设置的“情感驿站”专栏，解答来自老年、中年、青年员工提出的有关工作、生活、婚恋的各种问题。推出“员工心连心接待日”活动，由总公司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每月接待员工来访，与员工之间搭建对话的平台。“情感互动”成为企业日常思想工作的主要形式和渠道，灌输正确的人生理念、培养敬业工作的精神。而今天的中国，谁关心13亿人的精神情感，他们有困惑能向谁倾诉？又用什么理念来疏导？这是造成中国人的精神健康恶化的重要原因。现有严重精神病患者1600万，在疾病排名中已超过脑心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而跃居首位。每年有28.7万人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即每2分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自杀成为15至35岁年轻人死亡的第一原因。对此，我到处呼吁，效果甚微。政府忙于发展、民众忙于挣钱，关心物，重于关心人的生命。汶川大地震死了六、七万人震惊世界，中国每年自杀人数近4倍像没有发生那样。这是什么原因？目标不同、趋向不同，也就兴奋点不同、敏感度不同。如果以中国人幸福、满意为目标，自杀率、精神障碍率自然成为关注的重点。

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

我国面临的问题很多，改革从哪里下手，从哪里突破？我参加了《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的讨论，改革纲要对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总体目标，列举了很多，都是中央、省、市领导的要求。写了19条改革措施，涉及方方面面，但中心是什么，根据是什么，重点是什么？为什么改这个，不改哪个？这取决于改革要达到什么目标、要达到什么目的？

确定以提高幸福感与满意度为改革目标，就能带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等各领域的改革。改革的步骤、程序也有了，先发问卷调查，民众对哪儿最不满意，就从哪儿改起。民众最不满的是分配不公、民意不畅、腐败严重、治安不好、环境污染、道德沦丧，那就一项一项制定方案，征求民意，组织实施。改革必须找突破口，就是进行试点。汪洋书记上任广东，号召解放思想，就是想探索一条改革的新路子。要求深圳作示范，示范什么？就是要解决全国没有解决的问题，那就是让所有人幸福、满意。深圳市应该制定幸福指数，部门制定满意度指标，然后由民众测评。这篇改革的大文章只要破了题，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了。邓小平点燃的中国改革火箭就有了新燃料、新动力

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七次会议纪要（二）

徐景安 — Thu, 21 Aug 2008 13:36:53 +0800

“和谐哲学铁三角”的意义

2008年7月5日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七次研讨会召开，31位学者与媒体工作者参加了会议。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利华主讲，提供的论文是《“和谐哲学铁三角”的意义》。著名学者黎呜、独立学者甘泉作为嘉宾发表了评论。会议由徐景安主持。

与会者发言纪要如下：

徐景安：

今天举行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七次会议。我认为刘利华副教授写的《“和谐哲学铁三角”的意义》是一篇很价值的文章，她提出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的有机统一构成的“哲学铁三角”以及哲学必须面对和解决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即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三大关系，为构建中国新文化提供了一个参照、也是一个标准。我国思想界存在自由主义、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流派的不同主张及激烈争论。利华的这篇文章等于给各派出了两道考试题，你的文化主张用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考察是否言之有理？能否解决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三大关系问题？当然，不能期望解决思想分歧，但能使讨论进一步深入。

哲学是应该回答现实的。利华的文章提出：能否自觉接受人类普遍价值，标志着一个人、一个学者、一个群体、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没有属人的精神资格。还说普世价值标准在水平上有底线与高标之分。底线普世价值规范的是为人的资格，高标普世价值昭示的是成圣的理想。而汶川大地震恰恰引发了普世价值之争，以司马南为代表对普世价值极尽讽刺嘲笑之能事，你这里当神圣，他那里当毒品，对立之烈！而范跑跑的行为与言论更引起争议，一边骂无耻，一边夸坦诚，分歧之深！中国的精神分裂、文化分裂、道德分裂可见一斑。对于这种现象，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很好啊，文化多元嘛，只有一种声音的时代过去了。但是一个社会连什么是善恶都没有基本的起码的共识，是好事吗？不分善恶、美丑、真假、对错、是分，正是当今中国的时髦。连这样的共识都没有，中国还怎么改、往哪儿改？所以，我认为明辩善恶、寻求共识是当今中国的头等大事。雨墨发来一篇文章批驳国外的一份报告称“大陆中国人像迷失的狗”，确实是对中国人的污辱。但大陆中国人的迷失却是事实，没有主流价值观，不知对错，香臭不分，这种状况不改变，中国再多GDP，中国人再多人民币，也被世界瞧不起。正如利华说的，最多不过是一个“暴发户”。这也就是创建中国新文化的重要。

总之，讨论哲学是为解释世界、改造世界。希望今天的讨论不要陷入纯哲学的概念之争，而是要结合实际。

刘利华：

非常感谢大家对这样一个哲学的题目能够感兴趣，很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正。徐景安先生给了我两个意见。一个就是希望不停留于原来的解释，能深入；刚才说了另一个要求，就是结合实际，不要陷入纯哲学概念的争论。我很尊重景安先生的要求。文章很长，不能细讲，哲学铁三角是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的有机统一。“哲学铁三角”的概念，是我从对人类文化和哲学的发展的研究而得出的一种概括，我希望它能给我们提供一种认识框架，或者叫做认识范式。“和谐”哲学铁三角是“哲学铁三角”在总结和考虑到现时代所积累的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以及现时代发展的一些需要，对哲学的一种新的建构，或者说一种新的诠释。也可以借用康德的话，理性为自己立法。

“哲学铁三角”，为什么说它是“铁三角”？针对什么而言是“铁三角”？我认为是针对精神形态的文化结构而言。就是说，只有具有这样的铁三角结构的哲学，才能够堪当一种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化的灵魂。不一定所有的哲学都会有这种铁三角。当代哲学像实证主义、非理性主义都不具备这三个角，但是它也可以称为哲学。所谓精神形态的文化，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或者说制度文明、物质文明而言的，限于精神文明范围内的精神形态的文化。这种精神形态的文化，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我认为相当于人的精神系统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地位。如果人没有精神的东西，实际上就和植物以及低等动物没有什么区别。

我认为这种精神形态的文化，它的结构可以分为内核层、中层和表层三个层次。内核层，就是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的有机统一。中层是自觉地贯穿了一定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并且被系统表述出来的人文价值理想，社会行为规范，艺术审美情趣，国家意识形态以及承载并体现它们的有着价值指向和意义规范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发展应用的决策等等。表层是和上述两个层次相关联的，生动地体现于人民日常生活、民俗习惯、流行时尚、大众心理中的思想活动。内核层和中层属于雅文化层，对它的掌握、建构、应用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还有国家政治精英来做的。而表层属于俗文化层，它影响雅文化层，又被雅文化塑型，通常以一种群众非理性行为或流行时尚的模式发生。这个由内在统一的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构成的文化灵魂或者叫核心层，不但提供文化成为处理人和外生存环境的关系、处理人际关系的基础，而且提供终极价值的根据。我认为，文化的本质不同一定反映在内核层上。如果仅仅是表层和文化中层的区别，可以说是文化差异。

下面，从实际来应用一下“哲学铁三角”。我认为中国一定会走向民主宪政制度，这个几乎是没有疑问的。只有极少数的左派不同意。我接触的80%以上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里面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国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但是如何铺垫从现在起步走向未来的这个路，这个脚下之路怎么走？我认为需要考虑和解决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

一个是如何确定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战略方向，一个是如何挽救中华民族精神的整体失落。刚才景安先生说，我们价值观的混乱，那是精神失落的一个表现。我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就我们这个民族整体达到理性程度而言，比如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采取的一些操作方式，和平、渐进、有序、稳妥，这个共识是越来越多了。我们不能搞暴动了，我们再不能搞暴力革命了。还有包括对实行社会民主主义制度的操作方式、对现代国家的社会作用、对西方成熟的公民民主素质和人文素质的培养、对建设社会保障系统的经验以及健全的市场经济机制，等等，这样一些可操作层面的内容，都不乏相当深入具体的研究和把握。但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两个关键问题，刚才景安先生说有三大派，我认为有四派。一个就是主导意识形态派，然后是自由主义派，再一个是传统文化派，再一个就是左派。左派又包括新左和老左。我认为这四派的主张各有长短。

主流意识形态的长处在哪呢？它把握了中国1840年以后我们落后就要挨打的沉痛经验，以及改革开放之前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训。认定要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要奔小康、要现代化。但是它有浅薄的地方，比如说，价值观上追求非普世价值，以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它的取舍。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不对吗？有两个漏洞。一个是对“根本利益”的解释，比如把“根本利益”界定为生存权，吃饱穿暖就行。你要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对不起，那不是根本利益，不予考虑。再一个代表绝大多数人，有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我不代表，甚至我认为这“小部分”人是敌对分子，我认为他是反共产党的，我要镇压他。这就是非普世价值观。在中国发展战略上强调科学发展，以小康为发展目标。但科学本身有局限性，它不可能给我们一个宏观的人文意义的指向，科学的东西可以被善用，也可以被恶用。全体人民一心奔小康，可是我们的欲望有可能主宰了我们的理性，这就是它的浅薄之处。

自由主义派坚定地要学习西方宪政民主制度，要接受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观。这个是它的可取之处。但是它有一种偏执。这里说的“四派长短”是一个模型化的比较抽象的概括，即它不可能完全反映现实当中的思想流派的微妙和复杂。典型的自由主义派也有不可取之处，其中非常极端的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无可取，主张把基督教的信仰引进来，要在中国人中普及基督教的信仰，这反映了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不够。

传统文化派的可取之处是珍视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而其不可取之处，也是其中非常极端的人，人家一提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就受不了。什么普世价值？这是西方人的价值，这种价值观跟我们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对立的，它们要实行文化霸权，或要和平演变、要腐蚀瓦解我们。这次汶川大地震司马南这些人就属这种观点。与此相应，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体”的方面，早就应有尽有了，我们不需要向西方学习这方面的东西，要学也是学技术、管理这类的“用”就可以了。

左派呢？主流意识形态在哲学上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它根据实际会做变通。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给了它一种变通的空间，同时也限制了变通所能达到的程度。和主流意识形态相比，左派有原则：我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比如说为绝大多数人或劳苦大众谋利益、或劳动阶级至上的价值观，比如说计划经济，比如说公有制。左派中的毛派和马派又有区别，毛派更进一步，要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毛泽东晚年的东西可以给我们一个非常高明的治国论。所以这一派有非常鲜明的理论原则，不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但是他所坚持的原则本身，是落后的，背时的。这种偏激的思想流派，在宪政民主制度健全的社会中，也会有很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我们国家，这派思想主导了国家的权力，那就是倒退，就是灾难，就是地狱。这派可取之处就是反腐败，劳动群众的利益一定要得到保护。

我认为各派都有各派的长处和短处，但是第一，这四派当中每一派都没有办法整合所有的思想流派。第二，这四派所提出的文化建设的纲领以及社会发展的整体战略，都有偏差，都不能很大程度地凝聚人心。

我提出“和谐哲学铁三角”，能从最基础的层面整合这些思想的优点，抛弃这些思想的错误或者它不好的地方。“和谐”哲学铁三角提供了这样一个参照系。

“和谐哲学铁三角”的“体”或内涵，概括起来就是在世界观和本体论上走出唯某某主义的绝对主义误区，允许多元合法化；在底线或基本价值观上自觉认同并且遵行标志着当今人类精神成熟程度的底线人类普遍价值；在认识方法论上，承认辩证的方法与还原论的方法各有价值，将其恰到好处的用到适宜的地方。我对这些哲学理论的解释，在两万多字的那篇论文中已经有了，我不再做详细的论述。现在重点放在实际的应用价值上。

“和谐哲学铁三角”的“用”，我提出四个。第一是，提供全球化时代人类与中华民族新文化不可缺少的灵魂或核心；第二，提供筛选、过滤、保留和发扬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参照系；第三，提供中华民族新文化建设，特别是中华民族天道信仰重建的宏观构架和哲学论证；第四，提供中华民族实现社会向民主宪政制度和平渐进转型，进而实现社会和谐的哲学基础。

第一个用处，说起来太多，不在这儿说了。

第二个用处，我简单解释一下。我们历来对文化是有取舍方法和原则的。有句话叫“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但是你依什么来用？这涉及的是取舍原则。无论对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既不能够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我们要辩证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即对文化要有一种辩证的否定或者叫扬弃的态度。但是用什么衡量“精华”与“糟粕”呢？毛泽东有原则，就是人民性。人民性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劳动阶级至上的价值观，这是一种非普世价值观。

用什么价值标准作取舍？对中国文化的建设来说应当是，普遍的人类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相统一，而对人类文化建设来说，则是普遍价值观和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需要相结合。我还顺便说一下，现在几乎人们不假思索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小偷有小偷的真理，杀人犯有杀人犯的真理，嫖娼有嫖娼的真理，卖淫有卖淫的真理，赌博有赌博的真理，烂吃公款有烂吃公款的真理。把他们的活动算为实践的话，能达到预期目的，即是成功的话，就算是真理吗？人类的社会性实践一定要有意义的标准，这就是普遍价值观之所以非常重要的原因。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统一，用这样的统一来筛选、过滤、保留、发扬人类优秀文化遗产，过滤掉那些不好的东西，保留下来好的东西。

第三个用呢？景安先生提了一个问题，既然本体论是多元的，那么各种主张，各有道理，怎么会导向普世价值呢？对本体看法不同，自然对价值的认识也不相同？本体论决定着终极的价值，但是本体论不一定必然导出普世价值。现在世界上几大宗教都有它的本体论，中国有天、道本体论。其本体论的终极本体、信仰对象，基本上都可以导向普世价值。但不是所有的本体论必然导向普世价值。比如君权神授，我的权利是神授的，我高于你们神没有授权的。这是非普世价值。中国传统哲学的天、道本体论可以导出普世的伦理价值，但是导不出普世的人权价值，就是说人在权利上分为三六九等。但是儒家提出的君子小人之分，这个“小人”并不是出身、社会地位的分别，而是道德境界的分别。西方的上帝本体说人生来平等，在上帝面前人都是平等的。由此提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法。近代从格劳秀斯开始，认为自然法不必依赖上帝，就是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可是为什么人生来就平等？因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上帝是按照自己的模样把人造出来的，所以人都要爱上帝，也都要彼此相爱，人在上帝面前平等。人权价值具有普世性：不分阶级，不分民族，不分阶层在权利和尊严上平等。中国的天道，强调“利而不害”，天道至公，日月无私覆、大地无私载，非常公平。天道彰显的是无条件地善待世界。不分阶级、阶层都能够得到天，能够得到道的成全，用西方基督教的话来说，都能够得到上帝的成全，或者是恩宠。所以它能够导出普世价值。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还有尼采的唯意志论，不能够导出普世价值。

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和谐”哲学铁三角――我说是一个范式――来思考的话，我们就会自觉地在文化核心层面形成一种能导致人类文化和谐健康发展这样一个基础。我们就会自觉地将本体论提供的终极实在、终极价值落实在对人类普遍价值的维护、加强上。刚才我说的本体论不必然地导向普世价值，但是有些价值是由本体论的不同决定了其差别性的。比如西方人的本体论是上帝一次创造，而我们中国人的本体论认为天道自然而然。这种本体论的不同，反映在对认知价值取向上，我们中国人更肯定务实、实效；而西方人在认知价值取向上，更倾向于明理、思辨。但是在决定人的善恶的价值观上，所有现在世界性宗教，以及中国的儒家、道家的思想，老子孔子的思想都支持普世价值观。而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唯物主义本体论，从自然到历史都用唯物主义解释。还有尼采、叔本华唯意志论等等这样的哲学，不导向普世的价值。其实尼采的唯意志论并不是很严谨的本体论，但是他对意志作用的夸大有本体论之“嫌”。

老子对天道的概括是“天之道利而不害”。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论以这个终极价值为根据，发展出了非常丰富的普世伦理。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也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和西方哲学注重思辨，因此注重语义合理性相比，中国哲学注重务实，注重语用合理性，因此强调辩证逻辑的整体，动态综合，在处理实际问题时的实效性。天和道既是万物的本原、终极本体，因此它不光是中华民族创造伟大文明成果的理性认识的根据，更是中华民族特别是知识精英的信仰对象。我们的天道可以包容无神、有神、唯物、唯心、一元、二元乃至多种世界观。这样一种本体论或者信仰，能够容纳各种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所以传统的中国从来就没有像西方中世纪那样进入一种世界观上的绝对主义束缚之中。中国”哲学铁三角”，对整体和谐有序执著追求。尽管改朝换代，有战争，有皇权的专制，在公元500年以后的1000年间，中华民族堪称世界上政治最开明，文化最繁荣，经济最发达，科学最发展的民族。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和缺点，就像手心、手背一样。它对普世的伦理价值的贡献非常大，它扬善这方面非常突出，但是相应地，对普世的人权价值就非常地淡漠，非常不当一回事。所以，它有这样的优点也就有这样的缺点。它非常圆融、富有生命力，同时这种不走极端的圆融性也导致中国社会很难走出皇权专制的社会超循环的一个原因。当我们和西方近代文明相遇时候，我们文化的弱点暴露出来了。特别是当时是满清封建没落的王朝，没有办法组织全民族对外抗击侵略，再加上西方文明是强势文明，是蒸蒸日上的那种状况，并且那时西方帝国主义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其侵略扩张的价值根据，实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你落后你就活该挨打，你不是弱嘛，吃你是活该。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它是一种历史必然，它不是一种历史地偶然的错误。

我刚才讲了这样一些铺垫以后，现在重点讲第三个“用”，就是挽救中华民族的文化危机，解决民族精神的失落问题，以及第四个用，中国如何确定社会发展的整体战略方向。这两个问题，现在都非常重大，非常关键，非常迫切需要解决。而我们现在一般的理解，是误在马克思主义里面出不来。

马克思主义也具有完备的”哲学铁三角”。它的本体论是以实证科学的进步成果为根据，以改造世界为目的，贯穿于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彻底唯物主义。它的价值论是劳动阶级或者被压迫阶级至上的非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七十年来，它的实际操作应用理论许多都已经被历史发展超越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铁三角”至今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论反思和清理，仍然像幽灵一般缠绕着中国现实文化的核心或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暴治暴的革命哲学，主张通过被压迫阶级自觉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获得翻身解放。在革命年代，作为被压迫者反抗专制压迫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致命误区暴露不出来，而它的积极历史作用得以发挥：就是帮助没有权、没有势、没有经济来源，受苦受难，但是对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劳动人民实现其本应当有的基本人权。但是一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暴力革命取得了成功，革命党、造反党、在野党变成了执政党，如果它不能够适时地自觉跳出专政的思想轮回，它按照历史的惯性，把进行革命的有效思想工具作为国家和平发展的指导思想，更有甚者，当做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准国教，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致命理论误区就会成倍放大，并导致社会发展的深重灾难。

从理论上，非普世价值观是导致1949年以后一切政治群众运动的理论根据――我们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我们要巩固人民的政权，所以要进行反对阶级敌人的政治运动。所有这些被历史证明为社会性浩劫，有组织地发动的社会大浩劫，它的天经地义的理由无一不是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

徐景安：

现在讲三个代表，不是代表无产阶级，而是代表广大人民了，这个理论已经突破了。

刘利华：

它没有突破。新党章，三个先锋队中的“中华民族先锋队”是突破了。代表最广大的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仍会坚持非根本利益它不代表，什么是根本利益呢？解释权在他那儿。还有“一小撮”的利益它不代表，这“一小撮”相对数量可能很小，但绝对数量在中国却一定很大。它还是非普世价值观。

我们现在有三个执政思想危机。一个是，原来搞暴力革命是对付敌人的，现在是双刃剑，有可能被人用来对付自己。再一个，它由信仰集团蜕变成了利益集团，思想权威性已经被自己的实践解构，变成做秀。第三，它和人类主流思想意识发生冲突。

民族文化的失落，首先是我们的天道信仰早就没有了。刚才景安先生特别让我说的一下范跑跑的行为。用铁三角作为参照，他涉及人权普世价值和人伦普世价值，以及底线普世价值和高标普世价值。范跑跑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触犯人权的普世价值标准，但是他没有达到伦理普世价值的一般要求。因为他并没有遵守一个教师应有的起码的职业道德。从个人行为上看，他的利己或者不损人，没有提升到爱他人、爱大家。作为教师，就是对社会道德良知的蔑视。范跑跑的行为，真实地告诉我们现在的道德现状是一种什么状况。这个现状说明中国社会整体的道德滑落，是非善恶混乱到了什么程度。范跑跑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他的名字叫范美忠，很好，很有价值意味的名字，但是他居然是那样一个品质。而且还有人支持他，说他讲真话。中华民族如果是这样一种状况，只讲权利、不讲信仰，只有法规、没有良知，等待我们国家的就不会有真正的民族复兴。

除了思想危机和文化危机以外，还有政治危机，即政权合法性危机或者社会管制危机。社会危机，就是人将不人的危机和社会体系崩溃的危机。这几种危机密切相关，维持社会表面稳定的成本越来越高。高压和利诱成为解决所有问题的总思路，但欲壑难填。不解决道义问题，提不出引导中华民族向善的思想纲领，只靠利益的抚慰和国家机制的强制，来摆平13亿人口的国家，短期或许可以，但是长期肯定不行。

西藏问题、汶川地震再次引发的民族主义和普世价值的争论。我认为健康的民族主义应该是由内推外的一种自然感情，是对本民族的爱的情感的体现。它的价值观的内核应该是自觉的人类普遍价值或者普世价值和本民族整体利益的统一。普世价值是保护着每个人的价值，也保护由每个人构成群体的价值。每个人的价值得到落实，这个群体价值就得到落实。我们接受这样一个普世价值和民族的整体利益相结合为核心价值观的话，第一对外我们不会侵略，第二我们应当反抗侵略，第三，我们民族的每个人、每个公民，他的权利应该得到保护。我们主张的民族主义，不能够落入一种“本民族主义”，“本群体主义”。我加了一个“本”，就是视中华民族的利益最高，高于其他民族的利益，因此可以任意侵犯所有的其他国家。这个本民族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非普世价值观的表现。还有“本群体主义”，说知识分子价值最高，工人农民价值都不如我们高，或者相反，这就是非普世价值观。

法西斯主义，劳动阶级至上主义，以及为工农兵服务，乃至为绝大多数人们谋利益。它们的问题，一是视自己的群体利益高于其他群体。再一个是，视这个群体的利益可以高于这个群体当中每个个体的利益，甚至用群体的价值，否定群体当中个体的价值。这都是很大的问题。本群体主义，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有积极意义。当这个群体的利益被践踏、被剥夺的时候，这个群体争取自己基本权利的时候，把自己群体的价值在话语上不得已采取矫枉过正的偏激形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归根到底把人分成不同等，否定人具有作为人所拥有的平等权利。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上，也存在着本民族主义，没有真正贯彻普世价值的自觉，并没有彻底告别零和规则――你亏我赚，而自觉地采取双赢思路――双方都利大于弊。

但是和中国相比，在它的国内行政方面，在国内管理这个国家的时候，它的原则是普世价值。自由、平等、博爱、人权，都是由法律来保障的。它有很多做的不够的地方，它存在侵犯某个公民合法权益这样一些不公正，但这是违背它的原则的。而我们中国原则上就有问题，按照原则就会出现很多的错误，而且根据这些原则，错误得不到纠正。骂中国大陆“像迷失的狗”，仅就他们在国内实行以普世价值为原则，而中国还没有达到普世价值这样原则的自觉这一点来说，这是他们骂我们的资格所在。也就是我们确实有这种民族精神的迷失、失落的问题。

最后我强调一点，反对普世价值的人，他们不明白，人权普世价值是每个人的护身符，是每个民族的护身符，是每个国家的护身符。对于弱势群体和弱势的个人尤为不可缺少。为什么？因为普世价值维护每个人的合法权益和尊严。马克思主义否定普世价值，他根据资本主义早期普世价值没有真正贯彻的历史现状，他说那是虚伪、形式的、骗人的。但是现在人家一步一步地在贯彻上深入了，深化了，得到了改善。普世价值本身是好是坏与贯彻普世价值的情况要区别开。我们许多的误解，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文革时对“抽象的人性论”的批判，人没有共同的人性，什么阶级有什么阶级的人性，至今成为某些人否认普世价值的所谓理论依据。

徐景安：

我觉得有两个问题要讨论清楚。第一，究竟有没有普世价值？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是分阶级的。你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只有阶级性，没有共同的人性，也就没有什么普世价值。如果说有普世价值，理由什么，根据什么？第二，什么是普世价值？按照利华的解释，维护所有个体的权利，不是维护一部分人的权利，这叫普世价值。那么按照这样的观点，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是普世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恰恰不讲人和人的平等，不讲人的普遍权利。中国传统文化就没有资格提供普世价值吗？第三，利华认为马克思主义倡导劳动阶级至上论，不承认人的普遍权利，那么，社会主义理念里有没有普世价值呢？下面请黎鸣先生评论。

黎鸣：

我一半谈哲学问题，另一半谈徐景安先生所要求的具体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中国没有哲学，没有中国人自己的哲学。刘利华女士提到哲学铁三角，对于中国哲学界人士来说，这已经是一种境界。大家知道我曾说过“西方哲学死了”。后来的西方哲学，要么就是后现代主义，要么就是解构主义，要么就是语言哲学，他们找不到哲学死去的关键。我的看法是死在他们的逻辑思想已经枯竭了。

西方的逻辑曾经非常发达，从最初的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一直到现在的符号逻辑、数理逻辑。这些逻辑非常发达，却与人的关系越来越远。包括他们讲的科学、民主、自由，西方人自己也感觉到迷茫了、模糊了。现在很多西方人认为他们的科学、民主、自由也有问题。我们的一些文人非常可笑，抓住棒锤就当针，索性认为中国人也不应该要科学、民主、自由了。这只能说明是中国人自己的浅薄，是中国人自己的无知。人家西方人在批评自己的科学，批评自己的民主，批评自己的自由，这是人家西方人自己的觉悟。可我们中国至今，连最起码的科学也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也没有，你跟着人家西方人瞎起什么哄啊。中国文人的食洋不化、食古不化、食今不化，大概是当今全世界之最。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当然是指独尊儒术以来，就没有了哲学，没有了合乎逻辑的思考。说白了，一句话，没有了真正理论的思维。严格地说，中国人只有意见，意气之见，很难具有真正哲学的观点。尽管今天中国有这个派那个派，例如自由主义派、新左派、传统文化派，还有当权的思想主流派等等。事实上，这些派的思想水平都差不多，多多少少继承了儒家的顽固不化的传统，多多少少表现出了食洋不化、食古不化、食今不化的毛病。

人们最初认为我是自由主义派，我不反对。后来人们又说我是民族主义派，我也不反对。你们说我是什么派，我都不反对。问题在于我到底讲了什么，做了什么。中国人划派的目的多数并不在坚持什么真理，而实质上是以人划圈，拉帮结派，拉拢一批人，排斥另一批人。心中没有真理观念的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党派”、“学派”，而只有“帮派”。严格地讲，中国从来就只有两派，有权派和无权派。中国真正出现什么什么“派”，尤其是不同的“学派”，那得看什么时候中国真正实现了言论自由之后。而现在的所谓“派”，其实都只不过是有权派和无权派的外围派。显然，有权派的外围派会更有实力一点，而无权派的外围派从来是受压的。

先说自由主义派。严格地讲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并不成派，自称自由主义的人们非常混杂，尤其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一锅烩的时候，自由主义就算完蛋了，简直就是鱼龙混杂。自由主义派有一些很著名的人物，如朱学勤、秦晖等等，对于他们的很多观点我是赞成的。但是当他们离开自己擅长的方面信口开河的时候，就难免露怯，我只能认为他们缺乏应有的理论修养。比如朱学勤对汶川这件事情，本来说得好好的，却突然冒出一个“天谴”来。作为有哲学头脑的人说这种话是没有意义的。好象天在谴责中国的当权者，用这样一种语言没有意义。我们不应该再搞董仲舒的“天人感应”那一套。错了就错了，错在哪里？你直接批判当权者就是了。不要那么说，老天爷在惩罚你，什么叫老天爷在惩罚你？我觉得这是缺乏理论修养。

最近，秦晖有一篇文章，说什么“伪善”是中华民族社会的一种重要的功能。又说什么儒家既不是那么好，也不是那么坏，到底是好还是坏？你是在这儿赞美“伪善”，赞美“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么？或者说，虽然不对，但是它是有价值的（社会功能）。秦晖在攻击韩非法家的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的时候，却把儒家的伪善当做了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去赞美，这是非常错误的。中国传统的儒法两家其实是狼狈为奸，法家赤裸裸的恶与儒家伪装的善从来就是中国传统统治者的两手“抓”。为了谴责一方却去赞美另一方，最终赞美的对象还是离不开统治者。“伪善”真是重要的社会“功能”吗？大家知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取法乎下仅得其末。如果秦晖先生真以“伪善”为中国的社会“功能”，那中国的社会还能够是“文明”的社会吗？西方的摩西十戒，里面就有明显的一条，你不能说谎做假证。作为人，这是起码的底线，你居然把伪善当做重要的社会功能。那就是说，伪善还是需要的，甚至可以成为美德了。那还得了！

还有一个就是自称自由主义者的秋风先生。哈耶克是他的崇拜对象，他是因为哈耶克而走向了要恢复儒家传统的道路。哈耶克有一个观点，即认为法律的这些东西只能自发，而不能建构；所以只能服从传统，而不能违背传统。正是因此，秋风先生从自由主义转向了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他要恢复儒家的传统文化了。这样的食洋不化实在是太可笑了。哈耶克对于他们整个西方的传统来说我认为还是有理可鉴的，因为西方的传统是希伯来传统、希腊传统，这两种传统都具有追求人人平等的大方向。大家千万别忘了，人人平等，绝对是人类中的第一真理。否认这个真理，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获得发展、进步。而希伯来传统具有人人在上帝面前追求平等的大方向，希腊传统有人人在真理面前追求平等的大方向。虽然哈耶克的反对“建构”的观点是错误的，然而他的维护“传统”的观点却歪打正着，实质上是维护了“人人平等”的真理。可是中国就不同了，中国的传统从来就是儒家的“礼乐”的等级制度、不平等制度的传统，而服从这样的传统实际上就是服从不平等的传统，就是明显地反对人人平等的真理。而反对人人平等的真理，中国的文明就不可能获得任何实质上的进步。西方社会之所以慢慢地能走向进步，关键正在于无论是它的宗教还是它的哲学，它们都具有“人人平等”真理的这种方向性的追求。对于宗教来说，就是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对于哲学来说，就是人人在真理面前平等。大家知道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真理高于一切，所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再说秋风，他为什么到后来死命地走向文化保守主义，要恢复儒家传统？就因为他受了哈耶克言论的影响。因为哈耶克说要维护传统，所以他秋风也要维护传统。可是秋风就不想想，哈耶克说的维护传统是要维护西方的传统，而并不是要教你秋风，要你不问青红皂白地维护中国的儒家传统。中国的儒家传统是什么？中国的儒家传统是彻彻底底的等级制度的传统，不平等的传统，君子与小人的传统，这种传统在中国的两千多年之中根本就没有改变过。现在秋风因为你翻译了一本哈耶克传，你就把哈耶克顶到头上，把他的话当作圣旨。你读哈耶克的书，你要现实地去读，你要真正理解人家说的话。哈耶克说要维护西方人的传统，就是维护两“希”的传统，要维护追求人人平等的传统。可是哈耶克没有叫你秋风去维护中国儒家的传统，去维护不平等制度的传统啊。这样的食洋不化难道不可笑吗？

中国是一个明显的文明停滞的社会，印度也是一样。为什么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民族不能走向进步？就在于这两个民族的传统之中都是完全彻底的不平等，根本就没有任何一点追求平等的精神。一个没有追求平等精神的传统社会，它是绝对不可能走向进步的。西方的两希传统之中，都具有宣扬并追求人与人平等的重要的价值取向，所以西方社会能够不断地走向进步。

新左派的理论水平也高不到哪里去。同样食洋不化，甚至还可能更有害。新左派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思潮颇有渊源。后现代主义的中国代表是汪晖先生，他是新左派的精神领袖。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解构主义者发起了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反思，同时也涉及到了对西方社会的科学、民主、自由现状的批判。中国的一些文人朋友就好像是捡到了宝贝，马上拿来批评中国的现状。同样是牛头不对马嘴，食洋不化。西方的科学、民主不管如何比没有科学、民主的我们好。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正在走向衰退。他们的自由，现在也在慢慢地变质，他们的平等也在慢慢地走向不平等。人家批判自己，这是人家的觉悟，我们的新左派却拿来当宝贝。人家都在批判科学、民主、自由，我们中国还要科学、民主、自由干嘛？这就是网上多少人在那儿咒骂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的原因。我觉得这些人瞎了眼，他们的脑袋里进了水？

至于传统文化派，我对他们的批评一直在进行，这里就不多说了。传统文化派比自由主义派、新左派，思维水平更低。

刚才刘利华女士对马克思很看不起，但是关于马克思，我还得说点公道话。马克思主义是西方人类的福音，却受东方人类的诅咒。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和西方造成的后果会这么截然地相反？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学问都是批判西方的资本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黑暗的揭露，而根本不是对东方传统社会的批判和揭露。中国的资本主义还远远没有达到起码的水平，你把马克思主义拉到中国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管用吗？为什么马克思在英国的牛津，人家说他是欧洲千年第一伟人，为什么西方人对马克思那么尊敬，而我们中国人却把马克思恨得咬牙切齿？其实真的是大冤枉。中国人什么时候把马克思的理论真正实行到了中国呢？有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讲的就是言论自由。我们为什么把马克思重要的东西丢得一干二净呢？中国有马克思主义吗？中国根本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要从文本、理论来寻找中国历史的种种倒霉的原因，那绝对是找错了地方。中国从上到下，包括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曾认真地把本本当做东西。就像中国的宪法一样，中国的宪法里面也有很多有道理的东西，但是中国宪法有价值吗？宣布完了以后就束之高阁。至于有人公然违背中国的宪法，有谁敢对他提出质疑、问责？没有。这说明中国人根本就没有把本本当做一回事，文字是文字，说法是说法，我行我素。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因为中国人从来就不认真理，中国人从来就不讲理，对于任何讲理的本本是决不会记在心里的，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一个样。这就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儒家留给我们的真真实实的传统，永远不讲理的传统。

我说刘利华女士有一点书呆子气，但是对这种书呆子气我还是赞美的，我希望这种书呆子多一点，对整个中华民族是有价值的。因为什么？因为讲原则、讲真理。讲话必须服从真理，讲完了还要认真实行，要不如此，你就等于放屁。包括我们的宪法，言论自由就明摆在那儿，但是我们实行过言论自由吗？一点没有。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一定要清醒地看到我们中国现在所存在的问题的渊源。中国的问题绝对不只是近几十年的问题，而是两千年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古老的传统问题。我并不是对孔子个人那么恨，问题在于，孔子的错误的思想传统整个统治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不仅我应该竭尽全力来批判孔子，还应该有一大批青年、少年跟着我继续批判孔子，直到把孔子的极坏的历史影响彻底从中国清除掉为止。

中国人从来不把文本当做一回事，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也是假的。中国人学习别人永远不如日本人学习别人。你看日本学习什么东西，的的确确有一种牛劲。学什么，像什么。不像中国人说学，却是假学，根本不是真学，还是依然我行我素。刚才刘利华讲，中国现在分四大派，这四大派为什么走不到一起去？问题在哪？问题就在于这些人全都是儒家传统的忠实的走卒或受害者，全都永远我行我素，这些人们的心中根本就没有共同的真理，也放不进真理，尤其是人人平等的真理，人们根本就不讲普世价值，不讲公共道德，中国文人的心中永远都只有自己，以及跟自己情感相通，可以互相吹捧的沆瀣一气者。他们的分派根本就与真理没有多少关系。或许，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会好一点，毕竟他们多半属于无权派的外围。

什么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就是公共道德。不要因为这些概念把您弄模糊了，它就是公共道德。你生活在这个社会之中，你应该怎么说话？怎么行为？怎么思考？这都是对你自己主体的一种捍卫、爱、尊重。什么叫本体？本体说白了就是主体。你看黑格尔，讨论他的本体论的时候，到了最后的绝对精神，本体的最终结果就要落实到主体，落实到每一个人的“我”的存在，只有每一个“我”的存在才有世界的存在，没有绝对精神赋予每一个“我”的存在，世界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这就是本体论的价值。也就是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绝对精神的本体论的价值。

刘利华：

我想问一下黑格尔在什么地方这样说的？我觉得黑格尔没有这个话。

黎鸣：

在什么地方，我以后告诉你。他的绝对精神就是从这儿开始的。然后认识论，最重要的是认识你自己。如果你自己都认识不清楚，你怎么认识世界啊。这是最重要的认识论。价值论的观念，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什么是我的价值？如果每个人都能保持对本我、自我、超我的清醒的价值的认识，这也就形成了“我”自己的铁三角。

中华民族伟大就伟大在伏羲、老子，这两个人的重要性将来应该绝对远远跨越孔子，超过孔子。在中国的古人之中，惟一只有老子的文本之中可以看到人的主体精神。我最初写的书，并没有对孔子那么严厉，我后来越研究，觉得问题越大。到今天，孔子简直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不尽一切努力摆脱孔子的影响，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希望。

伟大的哲人康德说，三就是全。但是他又说了另外一句话，三就是正、反、合。这就糟了，如果什么都变成了正、反、合的话，就变成了黑格尔。所以黑格尔不是从康德前进了，而是从康德倒退了。他同样用三来构建了他的整个体系，但是他的三全都是正、反、合。最重要的仍然是“二”的对立统一规律，而不是“三”的全息逻辑规律。这个对立统一既害了后面所有的哲学家，害了马克思，也害了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民族把马克思哲学当成惟一的哲学而排除其他一切哲学，简直是错误之极。

普世价值就是公共道德，你承认公共道德，你就承认了普世价值。公共道德起码有三条。一，人人平等；二，人人自主，包括社会中的民主，你要养活你自己；三、人人在精神上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这就是人类世界的普适价值，普遍于世界一切人类的终极价值。再具体一点，就是平等信仰真理的价值，自主追求真实知识的价值，自由追求真诚爱的价值。这三者，就是普世价值。所以我觉得，现在网上的一些人，包括司马南，反对普世价值，那是自况非人，自己把自己当作畜牲。反对普世价值的人，他只能称作人类公共社会中的“非人”、“畜生”。

徐景安：

信仰、求知、仁爱，这是你说的人类三大元精神。伟大的仁爱精神就是孔子创造的。我就是从你的本本里面学来了。我看从逻辑上讲，你首先应写一个黎鸣先生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检讨，然后再批孔子。

甘泉：

黎鸣不要把修正变成修错了。

徐景安：

下面接着讨论，有没有普世价值？什么是普世价值？刚才黎鸣有他的说法，普世价值就叫公共道德。下面甘泉先生发表评议。

甘泉：

刘利华的和谐哲学铁三角这个论题，我认为很有见地。

第一，现在好多人一谈哲学，就是迷雾重重，不知所云。她把哲学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一个本体论，一个价值论，一个认识论。这使哲学的面目变得清晰一些。是不是铁三角，我认为倒不一定。不过，只有具备这样三个部分，才是一个完整的哲学；不具备这三个部分，虽然也是哲学，但只是哲学的一丁点。

马克思主义算是一个完整的哲学，还有黑格尔的也算。其实老子是完整的，孔子差一点，因为没有本体论。现在五花八门的这个派、那个派，都没有本体论。你刚才说的四派，哪一派有本体论呀？他们都局限在价值论这一个方面，实际上属于社会学，由于没有本体论的指导，因而最容易胡来。它没有根，没有总的指导思想，所以它必然是相当片面的。

把哲学基本内容概括为三个，这样就比较清晰了。哪个哲学是完整的？哪个是不完整的？不完整的容易出现的偏差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二点，她简略地概括了中西哲学的同异。并且认为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共同性是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而它的差异性是在次级的层面上。所以对于有人说“中国没有哲学”的论调是一个有力的反击。

第三点，她界定了普世价值的基本内涵。认为普世价值是每个人的个体价值都应当得到平等的尊重。其实跟黎鸣说的很一致。黎鸣说的更简捷、更明晰：人人平等，人人自主，人人精神自由。此外，刘利华指出“人类普遍价值是人类向善建构的成果”，而且强调了普世价值的意义。

刘利华：

我有一篇文章叫《中国传统的普世价值资源》，普世价值分为有效用的价值和人文意义的价值。善恶是属于人文意义的价值。

甘泉：

第四，提出了当今人类的必由之路，即应该走的道路。她说：“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人类需要自觉地建构起一种和平、和睦、和谐的人类文化。”如果要说跟中央相呼应，这个是相呼应的。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在建构这种和平、和睦、和谐的人类文化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第五，她大声疾呼，当前中华民族最深刻的危机是民族文化危机。中国现在面临的危机几大筐也数不完，但是最深刻的危机是民族文化的危机。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非常珍惜自己的民族文化，唯独中国人不珍惜自己的民族文化，并且一再地糟蹋，一再地摧残。我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批判》一文里，提到五四运动在“打倒孔家店”的狂潮中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给否定了。

黎鸣：

错！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第一次朝阳的升起，但是这个朝阳马上就给灭了。

甘泉：

关于洋务运动、五四运动究竟为什么发生等等，我在那篇论文里面都有论述。这里接着谈刘利华的论题。在一篇不到三万字的文章中，能有如此多项而深刻的见地，并且涉及问题的根本，实在难能可贵。比起那些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却空洞无物的所谓“高论”，真是良莠立判、泾渭分明。所以我认为，刘利华对和谐哲学铁三角的论述值得大家认真思考。

我本人对她的论题有这样四点意见。

一、哲学的确应该是有用的，但是被一些人搞得云遮雾障，仿佛只有弄不懂的才是哲学。哲学应该让大家能够懂，这点我跟刘利华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她将哲学概括为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而在我的那本《简明中国哲学精髓》里是概括为这样三部分：自然哲学、人文哲学、哲学方法。

自然哲学大致相当于本体论，就是宇宙的本体以及基本的自然规律。自然哲学是客观的，你可以认识它，可以研究它，但是你没法改变它，更没法否定它。你不承认它，它还是存在的。

人文哲学是关于人生意义社会准则的探讨，属于主观意识。人文哲学五花八门，怎样来检验其对错呢？这就离不了自然哲学——符合宇宙的客观实在和客观规律，也就是符合“天道”的，才是正确的；不符合“天道”的，就是不正确的。刚才说的四大派之所以浅薄，黎鸣说他们没有脑袋，这个批评不错。你既然搞这个东西，就不要那么浅薄。这四派浅薄在什么地方？就是缺乏哲学功底，没有上升到哲学层次，所以很容易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刘利华是这样说的：“价值论与本体论有着内在统一的对应关系，即本体论所设定的终极实在为该哲学所认定的终极价值提供着终极根据。”显然，离开了本体论的价值论，往往缺乏终极的根据。

哲学方法是指人们研究哲学、应用哲学的途径。这个在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是有巨大差异的。西方哲学方法主要是由概念、论断、推理三大部分组成的严密的逻辑体系。而中国的哲学方法是通过禅定、顿悟等方式，达到洞悉幽明、把握总体、触类旁通的效果。所以中西哲学方法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不能以中国哲学方法否定西方哲学方法，也不能以西方哲学方法否定中国哲学方法。

这是第一点，哲学应该清晰，不应该搞得迷茫。

第二点，刘利华主张以普世价值取代丛林规则。这点我赞成。丛林规则就是弱肉强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内容。而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西方列强当年实行殖民掠夺的所谓“理论根据”，并且至今依旧是一切强权者、强势者的主要托辞。普世价值相对于丛林规则而言，尤其对于人类未来要走向光明道路的话，就必须受到尊重。

第三点，关于当今人类的必由之路。刘利华刚才说“需要一种和平、和睦、和谐的人类文化”，我赞成这点。而且我一直认为，通过和解实现和谐是人类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说，如果人类不能够尽快走上和解、和谐的道路，必将在不长的时间内归于毁灭。

如果将现在整个世界的环境状况、资源状况、人口状况以及社会问题当中的犯罪、堕落与空虚这些危机全部研究之后，你会得到这个结论，就是快完蛋了！西方人由于已经走到这个悬崖的边上，因而看得比较清楚。中国人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跑，还看不清这个东西。

第四点，要想缔造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就必须有和谐哲学作为指导思想。如果没有和谐哲学作为指导，一切支零破碎、东拼西凑的理论都是无济于事的。

这种和谐哲学必须具备这么一个条件，就是“对所有群体、所有个人都有益，同时对所有群体、所有个人都无害”。唯有这样才能让整个人类欣然接受、自觉实践。

什么思想能够满足这个条件呢？唯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异彩纷呈、相互辉映的“和”的思想才能满足这个条件。而中华传统文化就蕴含着这种“和”的精神。在中华文化的浩瀚巨流之中，上应天理、下和人伦、贯穿于万事万物之根本的，就是一个“和”字。所以很显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整个人类前途命运的意义是无可置疑的。

如果人类真的想走向一条光明大道的话，就离不了这个东西。为什么现在西方真正的有见地的哲学家、思想家非常关注东方思想，尤其是中华传统文化？因为他们觉得这里面有一种神秘的东西，能够引导人类走向光明。不过，他们并没有真正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没有很好地梳理它、提炼它。

所以我认为，作为中国的学人，首先应该正视民族文化的严重危机，不要掩耳盗铃；然后深刻反思其形成的历史原因，不要受目前已有的“定论”束缚；最后在这个基础上努力发掘、梳理、提炼、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把它贡献给整个人类，让人类走向一条光明、持久、和谐的康庄大道。我们不是要用中华文化去占领世界舞台，而是要把中华文化最宝贵的东西贡献给整个人类、造福整个世界。我想，这应当是我们中华学人最神圣的职责。